相同购车纠纷案两地法院判决结果为何自相矛盾?

 时间:2018-01-11 10:38:18来源:互联网

法律权威指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和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国家及社会行为均须以法律为依据,法是唯一的权威。不得以政策、道德、习俗等调整手段或其它社会规范冲击或代替法律。因此,法律的权威性不容挑战,更不得践踏,然而,一场官司的判罚却出现了两种结果,难道我国会有不同的两套法律体系作为法院审案判决量刑依据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买新车挂临牌才知是二手车

据受害人韩巍反映:2016年7月23日,韩巍因购车需要与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新车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其购买宝马1977CC越野车X5汽油型一辆,裸车价格为651800元人民币,后韩巍为新车购买精装费用19000元,并为办理按揭手续向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10000元服务费,同时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韩巍交付了发动机号为B4231336N20B20A,车架号为WBALS210GOS57035的宝马1977CC越野车并出具相应发票。韩巍通过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交强险950元和商业险15591元,并缴纳购置税58700元。而另韩巍大吃一惊的是,自己在办理第三次临牌登记手续时,被告知该车已经办理过三次临牌不能再办理,韩巍这才发现自己购买的新车原来在自己购买之前已经办理过临牌登记手续,原来自己买的是个二手车啊!但是在自己买车交车过程中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却隐瞒事实,从未对自己做出过任何说明。随后韩巍与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交涉,对方这才承认自己买的新车之前的确被销售过一次,上过临牌也购买过保险,后由于质量问题退车。

车主以欺诈销售诉至法院请求赔偿双方对簿公堂

韩巍诉称: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汽车销售过程中隐瞒了车辆系二次销售的事实,诱导自己错误、被动的购买了一辆二次销售的车,其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构成欺诈销售,应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故将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韩巍与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宝马越野车买卖合同;2、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韩巍返还购车款651800元、精装费用19000元以及按揭服务费10000元;3、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赔偿韩巍已支付交强险费用950和商业险费用15591元、车船税损失150元及购置税损失58700元,4、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赔偿韩巍1955400元;5、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案件诉讼损失。

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在法庭辨称:卖给韩巍的宝马车确实在2016年5月3日被案外人王丽平选中,于当日交付了购车款,办理了保险,打印了临牌,但随后在交付车辆时,王丽平因对车辆内饰不满而提出退款并拒绝提车,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考虑消费者至上的服务理念及车辆也未交付,又恰逢G20峰会准备期间,为安保稳定而同意了该请求,于5月3日下午退还临牌费,次日退还全部车款及退保,因此,该事件中王丽平虽然已经打印临牌及办理保险等事宜,并为实际使用车辆,未改变车辆新车的性质。他们提交的宝马厂家新车销售记录也印证了上述行为不构成一次销售,上述事件也未对车里昂质量及使用形成任何不利影响,故无需向原告告知,再者汽车销售中,车辆销售过程中被消费者下过订单但之后取消的案例并不少见,如果上述下单行为并未影响商品的质量,商家无需行使告知义务。况且,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列明的十种欺诈行为,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不在其中。因此,不构成销售欺诈,且韩巍使用至今也未发现诉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故韩巍无权要求退还车辆并适用消法赔偿。综上,请求法院驳回韩巍的诉请。

后原被告双方均向法院提交了各种与诉称自己事实相关的支持证据,杭州市江干区中级人民法院综合双方辨称观点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为:本案中被告(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将涉案车辆出售给王丽平的事实,虽然影响了原告(韩巍)对商品的知情权及选择权,但损害消费者知情权及选择权的行为并不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适用三倍赔偿的欺诈行为。原告遭受的仅是商品选择权,其要求三倍赔偿的请求与被告的侵权行为并不相当,因此,对原告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告在发现车辆在其购买前有过出售的事实,仍然采取继续使用车辆至今并自认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说明原告在客观上选择买卖合同继续履行。因此原告申请撤销购车合同的诉求,本院也不予支持。但考虑到被告损害了原告的知情权及选择权,对原告的车辆使用造成了一定影响,应当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条款依法判决大致如下:

一、被告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韩巍赔偿人民币80000元。

二、驳回原告韩巍其他诉讼请求。

三、案件受理费28493元,减半收取人民币14246.5元,由原告韩巍担负人民币13663.5元,由被告担负人民币583元。

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韩巍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均表示不服,继续上述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双方二次辨称内容及提交的证据和事实真相进行调查取证审理后认定,本案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车辆在出卖给韩巍之前虽然发生过一次销售行为,但随着买受人实际提取、使用该车前双方合同已经解除,该请节不会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中所列举的商品质量、用途、性能等实际属性,不影响韩巍对车辆本身的选择权。但因涉案车辆曾出售并办理临牌的事实,导致韩巍失去了一次办理临牌的机会,对韩巍的车辆使用造成了一定影响,应当给予一定经济补偿,但一审确定8万元过高,本院调至3万元。

综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

二、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韩巍赔偿款3万元。

三、驳回韩巍其他诉求。

四、一审案件受理费28493元减半收取14246.5元,由韩巍负担14000元,由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46.5元。二审受理费28493元,由韩巍负担28000元,由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93元,双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办过手续岂能不是二手车,法院如此判决是否有失公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案车辆在出卖给韩巍之前虽然发生过一次销售行为,但随着买受人实际提取、使用该车前双方合同已经解除,该请节不会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中所列举的商品质量、用途、性能等实际属性,不影响韩巍对车辆本身的选择权。为由否认涉案车辆已是二手车的既成事实进行上述判决,实在有失公允。

假如法院我们认可了法院的这种判决理由,那么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以后所有的汽车4S店面都可以为了在年底冲销量,先将汽车挂在4S店面员工或者亲朋好友名下,与之签订买购合同,办理临牌,但是车辆实际不发生提取和使用,等到年后再进行合同撤销。这样看来,虽然车辆在理论上完成了销售程序,办理了相关手续,但是实际并未发生车辆提取和使用,那么后边是否可以当做新车来销售?按照法院的判决理由来看,是可以当做新车来销售的!

上海发生类似案件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

诚然,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基本上认定了韩巍败诉。而令韩巍无法想通的,在上海曾经有过和自己想通遭遇的案件,后面的判决结果却与自己案件的判决结果截然相反,难道在同一片中国的土地上,会有不同的两套法律体系存在吗?

案件回放:2015年7月7日,徐凡同上海九华汽车维修公司签订《买卖合约书》1份,约定:徐凡向九华公司购买福特翼虎1.5T精英车一辆,合同价位250000元,含车价,购置税,保险(7000元多退少补),沪C牌。该合约书还对付款时间,方式作了约定。同日,九华公司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交给了徐凡,该发票载明的开票时间是2015年7月7日,购买方为徐凡,销货单位为上海九华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车辆为翼虎牌多用途乘用车,价税合计为218000元,在付清了25万元后,徐凡提取了系争车辆,系争车辆曾于2015年6月向案外人沈某某做过销售,根据九华公司提供的2月份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2份发票的开票时间均为2015年7月1日,购货人为沈某某,销货单位为上海九华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其中一张发票载明的车辆类型、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码等都与徐凡特有的发票载明相一致,价税合计为217300元整,另一张发票表明沈某某购入了与系争车辆想同类型、相同价格的福特翼虎1.5T精英车一辆。沈某某曾为系争车辆购买了交强险与商业险,保险期间为2015年6月24日至2016年6月23日,之后,沈某某将上述保险标的车辆更换为其换购的福特翼虎1.5T,险种、保额与保险期间均维持不变,徐凡以九华公司未告知涉案车辆有关销售属于欺诈为由,于2015年9月1日诉至上海市闵行去人民法院,要求九华公司退还其购车款25万元并赔偿其三倍贷款75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徐凡更诉请为退还购车款21.8万元并赔偿三倍货款65.4万元。

此案件与上述韩巍案件可谓如出一辙,系同一类型的案件,而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却与截然不同,该院认为系争车辆曾经向案外人销售,在对该期间可能发生的事项无法预知并限制的情况下再将其纳入新车范围则非一般社会认知所能接受,系争车辆法律上为二手车,但曾经过二次销售,九华公司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存在隐瞒重大事实的行为,综上,九华公司已经构成欺诈,无论对消费者是否构成损害,都是一种违法行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予以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赔偿。

综上,上海闵行区法院判决大致如下:

一、九华公司退还徐凡购车款218000元,徐凡退还其在九华购买的福特翼虎车一辆。

二、九华公司赔偿徐凡654000元。

三、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徐凡担负828元,九华公司担负6072元。

后九华公司不服判决,上述至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该法院认为徐凡与九华公司之间就涉案车辆已经达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并已经完成车辆交付。根据已查明事实,九华公司曾就涉案车辆与案外人沈某某签订过购车合同,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沈某某曾为涉案车辆购买了交强险与商业险,涉案车辆曾办理临时牌照,这一切都发生在徐凡购买车辆之前,在徐凡购买车辆过程中九华公司隐瞒上述信息。该行为已经构成欺诈,徐凡要求九华公司退一陪三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涉案车辆买过保险,上过临牌,交付当时已有超过30公里的里程数,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在对该期间可能发生的事项无法预知并限制的情况下,再将涉案车辆纳入新车范围非一般社会认知所能接受。涉案车辆被开具过发票、购买保险、上过临牌等一系列信息,已足以对购车决定产生重大影响,在消费者与汽车经销商本身就存在对汽车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排除消费者对信息的知情权,于法于理于情,均无据可循。综上,对于九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所做判决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上述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由九华公司负担。

三、本案为终审判决。

一个中国难道有两套法律体系,法律的权威性是否被践踏?

从以上事实我们不难看出,杭州韩巍购车纠纷案与上海徐凡购车纠纷案完全相同,但两地法院的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我们不仅要问,一个中国难道有两套法律体系供我们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判决量刑使用的依据吗?同在一片蓝天白云下,为何法院对相同类型的判决结果却是天壤之别?为什么相同案件在上海两级人民法院有了明确的判决结果,到了杭州两级法院就有了另一番判决结果了呢?

我们希望杭州当地人民法院,能够就上海两级法院的相同案件判决结果,与自己的判决结果给予一个合理的说法。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媒体广泛关注此事,并就此案的判决进行请相关法律专家进行评判。最后,我们希望杭州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浙江省高院能够对此案的判决进行调查,还法律一个公道,还受害人一个公道。不要让一个法律出现两种自相矛盾的判决结果,这是对法律权威性的践踏,是对法律的亵渎,更是对人民群众的不负责任。

作者:韩巍

原文链接:http://www.cnnzdemo.com/a/2018/3_0109/3173.html